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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1节（第3页）

“杯酒论心，大将解印”

，谈笑之间，解决了一个历代深感棘手的问题。

当然，实际过程不会如此简单。

但自建隆二年七月后，绝大部分功高资深的禁军将帅，既被解除了兵权，又保持了同皇帝的亲密关系，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这表明，宋初皇帝与功臣宿将的矛盾已经化解在一种较为宽缓、平和的气氛之中了。

这种宽缓、平和的气氛，使得宋朝在其诞生之际就蕴含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开国气象。

远在四川的后蜀政治家，就曾以旁观者的清醒，觉察出几丝信息。

宰相李昊曰：“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

。

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宋王朝的这种“不类汉周”

的开国气象有了更明晰的体认。

如邵雍、程颐、范仲淹等就将“祖宗以来，未尝轻杀大臣”

作为“本朝超越古今五事者”

之一；蔡确、吕大防、曾布等，则更把“不杀大臣”

、“不杀士人”

、“不杀谏官”

、“不以文字罪人”

等等，统统指称为“祖宗家法”

，以为“三代之后，惟本朝祖宗所立家法最善”

。

南宋名臣留正则云：“本朝自古所无者三。

艺祖皇帝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一也；祖宗以来，世传二厚，虽甚威怒，未尝妄杀，故论者谓不嗜杀人，惟本朝有之，二也；徽庙光尧两行内禅，皆出自睿断，三也。”

“自古所无”

云云，虽然不无夸耀，但也确实道出了宋代政治运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些变化──“受命之日，市不易肆”

，较之于喋血宫门，兵连祸结，无疑多了一些文明和理性；威怒有度，不诛大臣，不嗜杀人，较之于天子一怒，伏尸百里，无疑又少了一些蒙昧和野蛮；至于“内禅皆出自睿断”

（即皇帝本人自愿退位），较之于惯常的皇位争夺，也多少显示出理性与蒙昧的分野……总之，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蛮蒙昧的色彩在消褪，文明理性的色彩在增多，政治运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

这种变化，固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动因，但另一方面，“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规模可豫知矣”

。

从这一角度看，宋初的“杯酒释兵权”

，其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营造了一种较为文明和理性的开国氛围，从而影响和带动着宋代的政治生活向着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形成了“未尝轻杀臣下”

，“不以文字罪人”

，“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等值得肯定的政治传统。

而政治上的这种变化，又必然会促进经济和文化的繁荣，给社会各个方面都带来勃勃生机。

李曜虽然不希望弄出个“弱宋”

似的政权，但这种理性的统治氛围，是他非常欣赏的。

因此在此前推出的各种改制当中，也尽量强调理性，包括推行的过程，都很少有强制性的。

但在节度使的问题上，他必须决绝。

节度使由于上马管军、下马管民，顺带还有财权，自然而然的会导致各种割据，因此“三权分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