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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5节（第1页）

在初期，节度使只是对“持节都督”

的一般称呼，并不是正式的官名，后经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几朝的发展，逐步形成和完善。

正式以“节度使”

为官名，是从唐睿宗景云年间开始的。

景云二年（公元711），“贺拔延嗣除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自此始有节度使之号，遂至今不改焉”

。

景云二年（公元711）“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自此而后，接会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

。

自此，节度使制度正式设置。

而节度使制度的基本形成却是在唐玄宗统治时期，“明皇天宝元年，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以备西边；曰朔方、曰河东、曰范阳，以备北边；曰平卢，以备东边；曰陇右、曰剑南，以备西边；曰岭南五府经略，以备南边，节度治理，其初固止于沿边十道耳，自安禄山之乱，则内地始置九节度讨之”

。

节度使由初期在北方及西北、西南边境设置，到后期普及中原，乃至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逐渐发展完善起来，其权力也愈来愈大，甚至朝廷也渐不能制。

具体到此次李曜拿出来作为驱动几大藩镇夺回河西陇右诱饵的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在初时有着其深刻的背景及原因，是集合了多种因素而形成的。

首先，大唐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势力大不如前，无力抵抗吐蕃的强势进攻。

唐朝前期，尤其是唐太宗统治时期，由于他奉行“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的民族政策，使其周边的民族部落、政权都臣服于其下，正是所谓“四夷来服，八方宾服”

，创造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天下安定、和平的贞观盛世，使大唐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然而，随着唐太宗的去世，唐高宗的即位，大唐也开始由盛世渐渐走向衰世，势力大减，原本臣服于大唐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开始反抗，脱离唐的统治，甚至侵犯唐朝边境，如突厥、吐蕃、南诏甚至渤海等，尤其是吐蕃，在唐太宗与松赞干布相继去世以后，与大唐的关系开始恶化，双方常常剑拔弩张。

而对于唐朝内部本身来说，也是忧患重重，政权不稳，皇位更替频繁，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唐朝统治者又只有先稳定外部，以求加强对内部政权巩固。

由于之前在西北边境上设置的安西都护府等军事机构，在这一时期也是势力衰弱，作用微小，为了防御吐蕃的强势进攻，只能设置新的军事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由此，唐朝实行了一套“安河陇、保长安”

的防御策略。

其次，唐蕃关系发生了变化，由和平转为了战争。

在唐太宗之前，唐和吐蕃之间几乎没有正面接触过，“吐蕃……近世浸强，蚕食他国，土宇广大，胜兵数十万，然未尝通中国”

，双方彼此还不是很了解。

所以在贞观八年（公元634），松赞干布向唐求和亲，太宗想借此事试探一下吐蕃的虚实，没有答应和亲，只是“遣冯德遐下书临抚，弄赞闻突厥、吐谷浑并得尚公主，乃遣使赍币求婚，帝不许”

。

于是，便有了贞观十三年（公元639）的松州之战。

虽然此次战役是以唐朝的胜利而告终的，然而，太宗也意识到了吐蕃的强大，对其势力也不敢小觑。

所以太宗从政治、军事、边境等方面考虑，为了西南及西北边疆的稳定，对于吐蕃的第二次请求和亲，便予以答应，贞观“十五年，妻以文成公主”

。

文成公主的入蕃，使唐蕃之间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

双方边境基本上相安无事。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唐太宗和松赞干布的相继去世，由他们建立的和亲政策、友好关系也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唐蕃之间长达170余年（公元650～821年）的战争与友好往来交织发展的复杂局面，唐蕃关系和战无常，而又以战争为主。

松赞干布去世后，吐蕃军队就开始不断侵犯唐朝边境，攻扰附属唐朝的部落政权，而此时唐朝面临着严峻的内忧外患，势力大减。

所以对于吐蕃的骚扰，唐政府也一改唐太宗时期的军事战略，由进攻转为防御，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便是其防御策略“安河陇、保长安”

的一项重要措施。

再次，河西、陇右的战略地位。

河西、陇右大致在后世甘肃省一带，简称河陇，其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

河陇地区是中原王朝通向西域、中亚乃至西亚、欧洲的门户，是丝绸之路上的大动脉，同时也是中原王朝防止少数民族入侵中原、攻扰内地的屏障及边防重地，“镇河山襟带，厄束羌、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