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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2节（第4页）

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个别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

这种生产关系，按照学术观点，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时产生的。

在这以前，像在自然和社会史中许多事物一样，它会有一些偶发的、先现的现象，但不能因此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

这就是说，关于是不是资本主义在萌芽，必须把考察的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中，看这个地方、这个行业有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气候。

同时，这种对象必须有一定的量，不能相信孤证，比如军械监这种明显就是“孤证”

。

必然性是存在于偶然性之中，社会性是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所以，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总是具有多发性，是可以重复观察到的。

唐有何明远的丝织厂、仙君册的茶园，但即使《太平广记》是可信的，这也只是一种偶发的、先现的现象。

因为此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还不允许新的生产关系出现。

历史上宋代经济有很大发展，当时的中国，在农业、基本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许多部门，都居于世界先进水平。

单从生产力来看，宋代已经有了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质基础。

但是，从生产关系和社会条件来看，租佃关系、徭役赋税和工商业等方面的封建束缚，还未见松弛，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僵硬，较唐代尤甚。

因而，它只能说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准备阶段。

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

它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导向新的生产方式。

因而，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应具有延续性和导向性。

这也就是李曜想方设法要使类似于太原王氏这种“大地主阶级”

放弃对田产的执着，转而投身雇佣关系的工商业中去的原因。

只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这种风潮，各种大大小小的“地主阶级”

都踊跃进行工商业投资，这种生产关系才算真正形成，也才会“具有延续性和导向性”

、“不会中途夭折”

。

当然，生产力是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不能用一句话回答。

但归根到底，还是要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

尤其是农业生产力。

资本论说“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切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

更简单的说，如果全民饿肚子，资本主义就纯属空想。

至于在原先历史上的中国农业，从生产技术来说，大约宋代达于高峰。

江南（近代中国最富庶地区）水田的开发，引起绿色革命。

耕犁制造的多用途化，可锻铸铁之应用于农具，早熟稻的引进以及农艺学的进步，使传统农业达于成熟。

明清两代，中国人口和粮食产量都增加约五倍。

农产品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扩大耕地面积所致，属于量的变化。

农具和耕作技术，基本上还是宋代水平。

不过，先进地区耕作方法向落后地区传播，稻麦间作和双季稻的种植，以及玉米、番薯等高产品种的引进和经济作物的显著发展，引起一定的地域性分工，这些也都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总之，这期间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适应人口增加而来的量的扩大，甚少质的变化。

因而还不足以突破耕织结合的、小农经营的传统经济结构，也不足以使农业经营利润从封建地租中解放出来。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以单个家庭与小块土地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无论人力资源还是土地面积都不具备扩大再生产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