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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节（第6页）

由于这些商贾的富裕程度甚至超过了君王，能出入百官公卿的府第，在社会上有其强大的势力。

高适曾对富商结交，贿赂官吏所行的种种好处指出：“君不见富家翁，旧时贫贱谁比数。

一朝金多结豪贵，万事胜人健职虎。

子孙成行满眼前，妻能管弦妾能舞。

自矜一身忽如此，却买旁人独悉苦。

商贾致富后结交豪贵，就能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无恶不作。

这一时期藩镇势力突长，商贾们更贿赂藩镇，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力量，“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

，一些藩镇境内，只要商贾及其弟子贿钱献财，就能成为将官。

大商贿结大官，小贾贿结小吏，逃脱赋役，从两京到各地方上都盛行，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宜宗等朝，都曾下诏令，严禁富商大户在禁军、各级官府和藩镇获得一席之地。

诏令的一再颁布，正说明整个官僚阶层的腐败已经无可救药。

同时也表明中央集权的日趋衰弱，从而宣告了唐朝初期以来的抑商政策已经彻底失败。

商贾势力的膨胀，不仅迫使朝廷承认富商贾本身差役的优惠特权，而且实际上他们已经多是全家都免掉差役了，豪商富贾大都逃脱赋役，官府的徭役赋税全都转嫁到贫民身上，朝廷腐败和一般官僚的贪婪，导致了国家政治、经济的混乱。

正是“君与有司受奸商之豢，以毒民而激之乱……朝廷欲之速仇，不得其术，而墨吏贪奸商之贿，为施网罟，以恣其射利之垄断，民穷国乱，皆所费恤也”

。

由此可见，官商的本质联系，贪官和商贾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利益均沾，共同剥削广大人民，使他们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

这正是中唐以后社会危机日趋严重的原因之一。

其六，商贾们还利用资财来获得经济、政治地位的上升。

中唐以后，朝廷为解决财政危机，卖-官之风日渐盛行。

如杨国忠遣侍御使“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

。

南逃以后商贾乘机大肆逃避赋役。

而中晚唐时，自宰相乃至县令等官职均标价列肆出售。

为此，商贾们用钱买-官，纳银求职之事层出不穷。

“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

。

至德年间，朝廷曾干脆公然告商贾：“如能据所有资产十分纳四助军者，便于终身优复”

。

为获得商贾资财，不惜给予终身免除徭役的经济特权。

僖宗时国库虚竭，贷商旅富人钱谷以应急，而给予御史等官职。

朝廷的很多无耻官吏也常常不惜高额利息，纷纷向富商大贾借钱。

如“自大历以来，节度使多出禁军，其禁军大将资商者。

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以赂中尉，动逾数万。

然后得之，末尝有执政，至镇，则重敛以偿所负”

，宪宗时，郑滑节度使卢群向京师贾人张陟借钱，僖宗时，太原节度使窦瀚也在当地“借商人钱五万缗以助军”

。

朝廷和文武官吏都向商贾借钱，自然大大提高了商贾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势力。

中唐以后，朝廷和商贾的经济争夺着重表现在铸币和钱币的积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