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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节（第3页）

同时，制瓷业也有所发展，制出的白瓷如银如雪，青瓷类玉类冰，并由于瓷器生产的普通和技术的精巧而取代金银器，日益得到人们的喜爱和提倡。

在金银器的制造上，已发明了以手摇足踩为动力的金属切削车床。

后世在西安发现的许多精美的各类铜镜，显示了铜镜制作的高超技艺。

而从敦煌千佛洞、阿斯塔那墓中发现的大量丝织品，其品种花纹之多，色彩之绚丽等，都充分反映了当时织造、印染等方面的工艺已有相当的发展。

南方造纸业的兴起也是手工业重大成就之一，造纸原料大为增加，纸的品种和染色技术均多而且精巧，名纸有剡县藤苔笺、金花笺、六和笺、竹笺、滑薄及茧纸等数十种之多，说明造纸技术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生产力发展的另一个显著标志是：生产的地方性日益增强，产生了许多专业化的生产区域。

以造船、纺织、皮革和金银制造为中心的扬州；成都以造纸、纺织、制盐和金银器皿等而著称；以丝织品质量和数量著称的定州、越州；冶炼为主的莱芜、兖州；盐茶产区的江淮一带等等。

这加强了生产商品的倾向，出现了一些经营规模较大、为市场而生产的作坊；而两京及一些州郡为数不少的行会的出现，如铁行、靴行、布行、药行、秤行和织锦行等等，使大唐的手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再次，大唐经济及社会分工的发达，使人们在社会中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尤其是在中唐以后两税法的施行，更促使农村广泛与市场联系，造成农产品的商品化。

因此，商品的数量和种类明显增多。

当时市场上出现的商品是“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记，丝布为衣，麻布为囊，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丘白瓷瓯，端溪柴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

此外，如粮食、木材、盐茶、糖、药及各类金银铜器等等有百种之多。

由于生产的地方性，技术性和专业化的发展，使商品经济较前有了明显的发展，社会中直接生产者的生产社会联系，通过商品关系逐渐开阔，手工业者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渐渐被市场所替代，这使得商贾在社会经济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此外，唐王朝建立后，为维护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利益，曾积极开发水陆交通和运输，大大便利了商业活动。

大唐疆域辽阔，交通发达。

曾有记载开元年间陆路交通：“东至宋、汴，西至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盈。

每店皆有驴货客来，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

南至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夜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

远适数十里，不持寸刃。

长安年间的水运繁盛：“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蜀，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货往来，昧且永日”

。

这种南北水陆交通的畅流状态，就是在许多地方被割据的唐后期仍保持着，如“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仗其货卖易往来”

，运河水道被人赞为：“今九河之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今为利也博哉”

！

加上对外海陆交通的发展，使商贾活跃的舞台更加扩大。

这是大唐商业得以日益发展，商贾势力得以迅速强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大唐社会经济的发展，产品增加，物价便宜，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小商品生产的增加，大小商贾均投售大量商品，使商品货币关系逐渐扩大和加强，货币需要日增。

但是，自武德至乾元初的一百三十多年时间里，私铸钱的现象有增无减。

钱币减重和通货数量的增加，造成物价上涨，为商贾乘机牟取暴利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如玄宗元年九月，谏议大夫杨虚以京中用钱不胜滥恶，货物踊贵，上疏日：“日中为市，聚天下之货，而钱无准时的，物价腾踊，乾没相乘，盈虚失度，又非各得其所矣。

帝京三市，人杂五方，淫巧竟驰，侈为成俗。

至于商贾积滞，富豪藏镪，兼并之家岁增储蓄，贫素之士日有空虚”

。

商贾豪富大量把持货币，从中获得了丰利。

宝应、大历间，朝廷规定了较为正常的币值换算和加大铸钱量，但由于整个社会货币流通的需要日益迫切，和两税法实行后钱币比重上升，以及元和以后全国每年铸钱还不到十万缗，通货数量大减，币价提高，再加上商贾知道铜钱有供不应求的现象，往往积贮现钱，造成了市场上货币的经常缺乏和钱重物轻的局面。

这又使的商贾操纵物价，买贱卖贵，大获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