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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节（第4页）

特别是在与朱温在上源驿交恶之后，李克用连续对朝廷上表诉冤，均未得到昏庸无能的僖宗的公正对待和处置。

严酷的现实使他从心底里认识到，唐室权威已经今非昔比，不能再对朝廷抱有过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要凭借自身的实力和军事斗争，才能维护自己的生存与利益。

所以，在上源驿事变之后，他东征西讨，四面出击，迅速对外扩张势力范围，增强自身实力，开始了与朱温的军事竞争。

然而在文德元年唐昭宗继位之后，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昭宗这位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试图重振皇权，讨伐强藩，杀一儆百，而昧于政治权谋的李克用，却遭到亲近朱温的朝臣与政敌的政治暗算，被朝廷列为打击跋扈“强藩”

的目标，招致中央政府组织的联合讨伐。

这次虽然李克用凭借强大军事实力，打退了唐朝几路军队的进剿，取得了军事的胜利，并恢复了被剥夺的官爵封号，但是也使李克用的政治形象严重受损，使得他不得不开始重新考虑与朝廷的关系，以免再次陷于政治上的被动。

在原先的历史上，李克用此后在盖寓、李袭吉、张承业等身边谋士的精心策划下，开始处处以尊王忠臣面目出现，在政治上与朱温竞争，才在政治权谋的运用上逐步走向成熟。

李曜觉得原先历史上李克用的尊王，起初固然也有与朱温抗衡的策略需要的一面，然而后来随着朱温的迁都弑君与篡唐自代的变本加厉，李克用在策略需要之外，的确也开始表现出比较自觉的忠君思想。

同时李克用的这种变化也是与李晔对待藩镇政策的调整与变化分不开的。

因为昭宗虽然刚刚即位之时过于激进、冲动，但他毕竟是一个发愤图强、具有一定政治抱负的君主，他即位之初的军事削藩政策，因为触及像河东这样强藩的利益，而最终引发其与朝廷的公开军事对抗。

然而自大顺元年受宰相张濬等左右发动讨伐李克用失利之后，昭宗便吸取了这次深刻教训，放弃了原来的军事削藩政策，改而采取以藩制藩的制衡政策。

随后，他一直在晋梁这两个最强大藩镇的冲突中扮演着调解人的角色，多次下诏协调晋梁之间的军事冲突。

特别在晋梁之争前期，朱温在军事上逐步占据绝对优势，李克用渐渐走向下风的时刻，昭宗的这种调解政策，对缓解李克用所面临的军事压力，为晋赢得宝贵的喘息休整之机，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在多次勤王行动中，昭宗也对李克用也多所倚重，褒奖有加，以致在后来最危机的时刻，昭宗甚至一度欲前往河东避难，投靠李克用，这更加充分地表现出了他对李克用的信任。

鉴于这些原因或者说背景，应该说在李克用内心深处，对昭宗是充满了感激之情的。

正因如此，所以当天复四年四月，朱温挟持昭宗迁都洛阳时，李克用才会奉诏泣下，仰天长叹：“乘舆不复西矣!”

这个时候，他大概已经隐约预感到凶多吉少。

同年八月昭宗被弑的噩耗传到晋阳，李克用更是“南向痛哭，三军缟素”

。

而在朱温篡唐自立为帝后，王建等致书李克用，劝他各自称帝一方时，他更坚决表示其家“经事两朝，受恩三代……誓于此生，靡敢失节！”

，对这种颇具诱惑力的建议断然予以拒绝。

因此李曜认为，李克用的忠君思想还是有比较长期的思想和感情基础的。

后来李克用的继任者李存勖上台以后，形势已经今非昔比。

这时大唐已经灭亡，李存勖对于唐朝皇室也缺乏其父李克用那样直接的感情基础，而且在其游牧民族的观念中，身为唐室赐姓，继承大统也是理所当然的权力（就譬如养子也拥有继承权是一个道理），所以建号称帝就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

加之当时晋梁之争鏖战方酣，胜负难分，在此决战时刻，也亟需早正大位，以鼓舞士气人心。

在这一背景下，李存勖遂决定建号登基，承继大统。

然而即便如此，晋的内部对此认识也并不完全统一。

就在李存勖积极筹备称帝前夕，监军老臣、重要谋士张承业仍然极力主张立唐室后人为帝，反对李存勖自称皇帝。

为此他不顾老迈，扶病从晋阳赶到魏州向李存勖进谏说：“吾王世世忠于唐室，救其患难，所以老奴三十余年捃拾财赋，召补兵马，誓灭逆贼，复本朝宗社耳。

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王何不先灭朱氏，复列圣之深仇，然后求唐后而立之……诸侯血战，本为唐家，今王自取之，误老奴矣!”

在劝说无效后，这位为李克用全心全意打理后勤政务的老臣失望地返回晋阳，竟然绝食而死，以示最大的抗议。

张承业的保守观念固然未免显得有点愚忠和迂腐，但却正说明奉唐正统和忠于唐室的思想在晋方与梁方的整个军事斗争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公元923年四月己巳（二十五日），李存勖在魏州即皇帝位，因系唐室赐姓，并隶于郑王宗籍，所以李存勖按照沙陀旧俗，自称唐室后裔，以唐朝的合法正统继承人自居，建国号大唐（史称后唐），改元同光。

以魏州为兴唐府，置东京，以太原府为西京，以镇州为真定府置北都。

毫无疑问，李存勖在魏州建号登基，是在正面战场晋梁决战处于胶着状态，全局形势尚不明朗的大背景之下，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攻势，对树立自身的正统形象，争取盟友，争取民心，鼓舞士气，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而反观朱温，他对待唐室的态度则更为复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