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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节（第4页）

李曜拉过马缰，点头道：“那就好，只要守城战打好了，接下来的胜利，就近在眼前了。”

他一边骑马朝神木寨方向飞奔，一边仔细思索，看自己在这次守城上花的功夫，还有没有遗漏的地方。

他很重视这次守城战，前面许多迷惑性的举动，都是为这次预定的“坚守反击战”

做准备。

因为在他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代的战争史，就是一部城池的攻防史。

几千年来，“攻城拔寨”

是历来战争的直接目标和关键动机。

随着战事迭起，攻防相生，城池也因此成为最大最重要的战争舞台。

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群雄并起，战争极其频繁，也因此形成了各诸侯国割据自立的多中心城池筑城体系，仅《春秋》、《左传》、《国语》提及的城邑地名就达千余座。

据他当年在军事论坛上看过的某个帖子不完全统计，仅战国时期较大规模作战行动就有230多次，其中23以上和攻城有关。

根据《孙子·谋攻》中“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

的说法推断，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攻城往往会伴随着极高、极可怕的伤亡率。

但这也同时说明当时的守城战术和器具，必然非常完备和发达。

因此，有兵圣之称的孙子，也认为攻城是万不得已的“下下策”

，并告诫道：“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对此，同时代的墨子也持相同观点，并利用自己掌握的“完美守城攻略”

，四处推行自己的“非攻”

理念。

在他的著作《墨子》中第十四、十五卷就专门介绍了守城的装备、战术、要点，共二十篇。

虽然后世仅存十一篇，可已经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冷兵器时代的城池防守之术。

李曜觉得从军事博弈的发展脉络看，历代中原统治者，之所以都特别偏爱建立在城池防守基础上的“非攻”

军事防御手段，也许正是得益于筑城技术的高度发达和城防之术的极高效率。

于是，专守待敌、后发制人的“筑城防御”

军事思想大行其道，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文明的走向。

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开始至后世，无论是历代对于长城防线的高度重视，还是二十一世纪时中国人依然用“钢铁长城”

来形容我们的国防理念，都足以说明这种以城墙为基础的战略防御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重要、多么深远。

当然，这种“被动防御”

的军事思想形成，除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的平和民族性格因素外，还与中原民族的生存环境和经济特征是分不开的。

中原民族的农耕经济，自然离不开长江、黄河广大流域的沃土滋养，中原民族已经习惯了定居的安乐和富足，自然不会，也不愿像游牧民族那样游击争斗。

而平原之上，无险可守，要守卫自己的领土，保护自己的家园，特别是针对游牧骑兵部队骚扰的最好办法，自然是建造坚固的城墙堡垒。

同时，高大的城墙还能提供防洪水、防强盗、防猛兽等多重安全功能。

“四塞以为固”

的中国，也因此能够在四四方方的城墙庇护下，码着四四方方的文字，迈着四四方方的脚步，从容又体面地延续着一种辉煌而伟大的黄色文明。

中国人对于城池的偏爱，除却以上诸多因素外，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心理原因，那就是自信。

这种自信，是建立在人口盛昌、经济繁荣和文明发达的多重基础上。

换句话说，筑城的底气在于“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