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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关于四十五年的答问（第2页）

陈忠实：的确是这样，我在文学道路上遇到过许多良师益友。

我交往的编辑，原计划写成系列的文章，现在还没有完成。

我和这些朋友，都过从不密，纯粹是文学上的交往、交流和爱护。

一九七一年，我连续四五年没有写作了。

张月赓惦记着我，托人在农村找我，催促我在《西安日报》上发表了散文《闪亮的红星》，可以说是张月赓重新唤起了我的文学梦。

就是这样，我们交往三十一年，君子之交。

我的第一本小说集《乡村》的责编是邢良骏同志。

我的许多文学朋友、编辑朋友，出现在我创作的重要关头，我创作的每一步都有他们心血的浇灌，我和他们的友谊是经过了长久的生活考验的，这是我的幸运，我想我回报他们的最好的方式是创作。

李国平：伴随着你的文学生涯，你经历了不同的职业，你创作的原始动机是什么？有没有功利目的？精神层次的东西什么时候占主导地位？它们和职业的改变是平行发展的吗？精神上的东西是和走上专业创作道路一起明晰起来的吗？

陈忠实：我说过，在初始阶段，纯粹是一种爱好。

高中阶段，有当作家的理想。

我最近写过一篇文章《我与军徽擦肩而过》，说的是我高中毕业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形，从军不成，高考不成，招工不成，几乎人生的每一条道、每一个憧憬都被堵死，而作为一个知识青年，我又不甘于当一个农民，不甘于当只有六七十个学生的民办教师，于是集中心力走文学创作的道路。

八十年代初的创作冲动几乎是和文学的命运相伴而生。

而《白鹿原》的创作，可以说是我人生价值、生命意义的一次实现，我们这一茬农民出身的作家，投身文学，不能说没有改变生存状态、人生命运的动机，世俗的和精神的剥离过程很难机械划分，很难说哪一位作家走上专业道路了，他就剥离干净了，我感觉这和作家境界、对文学理解的深度有关系。

李国平：你的生命历程、创作历程，和共和国的风风雨雨构成了同构关系，你的命运、你的创作也有过坎坷，现在回想起来一定感慨良多。

陈忠实：我五十年代开始上学，接触生活。

六十年代开始，以社会最基层干部的角色，直接参与社会生活，直接经历感受着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的变化。

个体命运直接在生活的波浪中颠簸着、感受着，国家的变革和进步的过程，也是我一次又一次心灵剥离、精神提升的过程。

可以说不光我陈忠实，新时期文学的任何一项成就，都离不开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如果说我有什么感言的话，那就是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不断锻铸承受苦难的能力，这是感受社会和人生的支点。

如果这样的能力差一点，就会被生活的列车挤下去，就谈不到精神剥离和精神成长。

李国平：你说过，你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有一种恐惧、警觉，五十岁的时候，有许多生命警悟，现在是什么心境？

陈忠实：我在构思创作《白鹿原》的时候，有一种危机感、恐惧感、紧迫感，感觉五十岁是一个年龄大关，加之那些年不断有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报道，我恐惧的是我最重要的艺术感受、艺术理想能否实现，最重要的创作能否完成。

现在我心态很平和，主要是我那时候意识到的创作理想在我最为重要的年龄阶段已经完成。

我六十岁的生命和五十岁的生命是一样的，生活态度、创作态度没有消极。

我说的平和不是悟道，不是耳顺，不是超然，对艺术新境界的追求，对生活意义的追寻，都应该渗透到生命里，该顺的顺，不该顺的不顺。

李国平：我记得八十年代，观胜的《猎户星座》出来，请民间的一位老者看，这位老者说，观胜，日不倒洋人。

这可以说是你们那一批作家创作志向和雄心的体现，《白鹿原》也可说是这个文学雄心的体现和实践。

陈忠实：是的，《白鹿原》离不开当时陕西文坛氛围的促进。

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叫《互相拥挤，志在天空》，说的就是当时的文学氛围。

那时候我们那一茬作家有几十个，志趣相投，关系纯洁，互相激励，激发智慧，不甘落后，进行着积极意义上的竞争。

可以说每一个人哪怕一步的成功，都离不开互相激励。

路遥、志安已经离世。

现在的文学环境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已经有些病变，比如浮躁，比如炒作，我要和年轻作家互相勉励的是——坚守。

李国平：在李星和你的访谈中，你曾谈到，你写出《白鹿原》时有两种估计，一是不能出版，二是一旦出版，肯定会产生反响。

《白鹿原》出版后甚至在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过程中有过磕绊，似乎读者和文学界的认同好评和某种说法形成了反差，后来的情形是不是说明国家的进步，思想的进步，文学的进步？

陈忠实：关于《白鹿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评价。

我们国家的进步从经济到思想都是显著的，《白鹿原》还上升不到这样的高度。